我是一名街道办民政科的工作人员。
在疫情肆虐之前，我每天的工作挺繁琐，灾伤救助、弱势群体救济、补贴发放、五保供养等等都归我们部门管。
我丈夫方程开了一家不大的生活超市，他一贯瞧不上我的工作，觉得屁事儿多，挣得还少。
我生下儿子小宝后，婆媳相处得磕磕巴巴，方程忙于管理小超市，家务育儿全都压在我肩上。我心力交瘁，有了产后抑郁的症状。
方程却还说我矫情，没事找事，我们常常大吵。小宝才刚一岁，我心里已经有过几百次离婚的念头。
1月22日，腊月廿八。
广东确诊三十几例，武汉疫情已经很严重。我们接到街道办通知，全体社区网格员一律要下到村，到岗位开展网格防控工作，并保持手机24小时通畅，防控工作包括：1月9号之后从湖北回来的人员每天都要测体温并上报社区，有发烧发热咳嗽现象马上就医。23号之后从外地回本地的人员必须报告，并居家隔离。
方程建议让婆婆先把小宝带回老家。老家在农村，地广人稀，外来人口很少，相对比较安全。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
当天下午，我们驾车将婆婆和儿子送回去。
晚上，我们又紧急开会，要求不管谁有亲戚朋友从湖北归来，必须上报登记并居家隔离，还要求我们做好宣传工作，并印制大量宣传图标张贴。
我看着投影仪里的蝙蝠图片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蝙蝠长这鸟样还有人吃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
1月23日，我接到通知，要沉降到基层抗疫，成为社区干部。
忙了一天，我刚到家打算煮点面条吃，突然在群里又收到紧急通知。说有一个男人从武汉回来，医院就诊。医生觉得他的症状疑似新冠肺炎，建议隔离他。男人不愿意被隔离，医院。
警方要求各方协助寻找这个男人。
我只好关掉煤气，拿了一瓶酸奶就匆匆出门了。我们查监控，根据男人逃跑的路线排查居民区，一直折腾到夜里十一点多，才在男人的亲戚家将他找到。
第二天，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，强制接受治疗。
除夕那天，方程看疫情越来越严峻，他估摸着超市过年也挣不了几个钱，就跟我说一声，回老家过年去了。
——我心里挺难受的，现在我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市区过年了。
中午我去菜市场，不戴口罩已经进不了市场了。
我俯身拿菜时，摊主猛地后退一步说：“别靠近我！你离我远一点！”
我被她吓了一跳。
她说：“我知道你是社区的人，每天都要下村。万一你被人传染上肺炎，又传染给我怎么办？要什么菜我给你拿，你就站那儿别动。”
擦！
我确实每天都要下村，挨家挨户登记村民的体温数据，并确认有没有接触过湖北人。群众面对我们时，常常紧张得一声不吭。我们一走，他们就在身后呸呸呸不停，意味着去晦气。
有一个老伯还嫌恶地对我说：“你别每天上我家来，我本来没病，都怕被你传染了。你们有那闲功夫，不如帮我们村消毒，帮我们扔垃圾买菜，给我们多送一些口罩。”
我张口结舌。一个村子这么多户人家，要帮家家户户买菜扔垃圾，那得多少人力？
我只好说他的诉求我会反馈，尽可能给予他们帮助。
他气哼哼地说：“你能帮我解决问题，才是好干部，不然我就投诉你！”
说实在的，在基层好几年，天天都觉得心力交瘁。有些人，我们不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，他们就理直气壮地闹，滥用投诉权限。
大年初一一早，我就收到群里通知，医院那边，一个晚上收治了九个煤气中毒的人。上级要求我们在上门探访时，务必宣传到位，提醒群众提高安全意识，谨慎使用煤气，洗澡时间不能过长。
街上的早餐店、快餐店都关门了，我昨晚做了十几个肉包子，今早热了几个放在饭盒里，打算当早餐和午餐。
我骑着小电驴下村探访，发现村头的集市竟然还有一群老爷子在聚众打牌。我拎起我的小喇叭，大声喊着让他们赶紧散开，各回各家。
这群老爷子们理都不理我，继续玩他们的。
我只好掏出手机报警。
警车呜哇呜哇到来时，老爷子们气急败坏地散开。他们没好气地冲我吼，说我狗咬耗子多管闲事。
还有一个老爷子一直朝我骂骂咧咧，唾沫星子直往我脸上喷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管老子的事？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！我就愿意传染，就愿意得病，要你管！”
他被民警拉开后，还一直朝我的方向吐口水。
等我回到小电驴旁时，发现我挂在小电驴上的饭盒不见了。我在周边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。一个村民说，刚才看到有一个人拎走了我的饭盒。
这这这……连几个包子都有人偷吗？
我饿着肚子在村子里转悠了一天，饥肠辘辘。直到下午出村口时，遇到卖豆腐花的张大妈。
她一看到我，远远就打招呼。
她麻利地舀了一碗豆花给我，还浇上满满一勺褐色的糖浆，说：“还热着呢，快吃一碗暖和暖和。”
被那老头子指着鼻子骂时我没哭，被人偷走饭盒丢了午饭时我没哭，看到这碗豆花我却忍不住掉眼泪了。
我想到我的父母，想到才一岁的小宝，想回家。
张大妈的眼圈也红了，她说：“我看到你就想我的女儿女婿，医院工作，我都好几天没接到他们电话了。我这心里啊，总是不安定，也不敢给他们打电话，怕打扰他们工作。”
我安慰大妈说，他们肯定好好的，只是在忙。我叮嘱她不要出摊卖豆花了，外头不安全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挂在车头挂钩上的豆腐花，突然觉得心里也不是那么难受了。
到家后，方程给我打视频电话，问小宝尿裤子了怎么办？奶粉怎么冲？冲多少勺？儿子不肯吃粥怎么办？
我烦躁地说：“你不是说我每天忙着上班，都是你妈带孩子吗？那她应该有经验啊，你问她去！”
方程有些尴尬地笑笑：“我这不是不懂嘛！”
听他这么说，我更生气了，大吼道：“难道我天生就懂吗？难道我天生就会当妈吗？不懂就学！”
我愤怒地挂下电话后，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，觉得一点年味都没有。
正月初二，我下村时在林大伯家门外，偶然听到婴儿的啼哭声。
我的心猛地一颤。据我所知，林大伯的儿子媳妇在武汉工作，我排查各户情况时，他跟我说小两口在武汉过年，没有回来。
这几天上门，我也确实只看到老两口在家。
我坚持要挨个房间查看，林大伯神色慌张，坚决不让我进门。
我只好报警。
民警来后，果然从家里搜出林大伯儿子一家三口。
原来，林大伯的儿子媳妇赶在武汉封城前一晚回来，就躲在家里不出门。
每次我上门探访时，他们就躲进地下室，等我离开再出来。今天我来得早，又刚好碰上孩子肚子饿哭出声来，才暴露了。
经过测量体温，林大伯的儿子发烧38度多，还伴有咳嗽。他儿媳倒是没有症状，但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民警还是强制带医院检查。
林大娘又哭又求，说她孙子还小，医院。医院那么多病人，即使没病都传染上病了。
林大伯勃然大怒，骂我发神经，害了他们一家。
第二天，林大伯的儿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，儿媳和孙子暂时没有感染。他们一家人作为密切接触者，被社区要求强制性隔离。
而与他们接触过的邻居、亲戚朋友，也都要接受居家隔离观察。
这一例确诊病例，让村子里蠢蠢欲动的老爷子、老太太们都老实了。他们争着问我，是不是隔离就要集中火化，再也不能落叶归根了？
我一再向他们解释，隔离只是观察，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救治，躲在家里又不能让病毒自动消失。他们将信将疑，但对我的工作总算不那么抵触了。
晚上我跟方程打视频电话，逗着小宝喊妈妈。
婆婆在一旁嘟囔着说：“你没事别老打电话回来，小宝一看到你就闹腾着要你，哄都哄不好。”
方程突然扭头呵斥了一声：“妈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小茹一个人在外头工作已经够辛苦了，你还说这些话让她难过！”
我和婆婆都有些惊讶。
方程说，他这些日子天天呆在家里，既要照顾小宝，又要做家务，才知道有多累。婆婆嘴上说得好听，但干活是虚把式。
他说：“小茹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以后不会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竟然觉得特别心酸，似乎这些日子的委屈终于有人能理解。
婆婆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可能不知道，只不过他一直选择让我受委屈，来维护家庭的表面和谐。如今他自己切身体会一番，才知道有多难。
他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，他会照顾好小宝，让我不用担心。
1月30日，疫情已经相当严峻，大部分人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不敢再到处溜达。但到了晚上，市民们突然像约好似的，一窝蜂地跑去药店抢购双黄连。
我和同事连夜出动，不停地劝说人们不要聚集，让他们回家，可惜他们都不愿意听。
当夜，我留在办公室里连夜写工作汇报。
2月1日，我下村时发现养殖场的李大哥一家都蹲在菜市场，他们面前摆着几笼鸭子。
我赶紧冲上前去让他们回家，少出门，更不能摆摊。
李大哥苦苦哀求说，酒店和饭店都因为疫情影响，取消宴席订单，他们养殖场里一万多只鸭子卖不出去，再养就老了。他们只能出来摆摊卖，能卖多少是多少，不然连投入的成本都收不回来。
李大嫂也抹泪，说一家人就指望着养殖场吃饭，他们不求赚钱，只要能卖出去就行。没养满90天的鸡3元一只，鸭子5元一只。养满90天的鸭子元6只。
我听了大吃一惊，这么便宜，简直是亏本大甩卖！
我觉得很心酸。这场疫情影响的不止是大家的健康，还有无数挣扎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生计。
我让李大哥先回家，这事我会反馈上去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。
李大嫂拉着我的手，恳求说一定要帮帮忙，真的是没办法了。
后来我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拼团买水果蔬菜，灵机一动，跟李大哥商量后，在群里帮他卖鸭子，定价为25元一只，6只起送，需要的人接龙。
因为李大哥的鸭子物美价廉，买过的人帮他扩散转发，以小区或者一个村为单位下单，竟也卖出去不少。医院的和生产防护用品的工厂听说这事，也来批量订购了一些鸭子给员工食堂用。
后来，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就用这个法子，帮村民卖橙子、卖菜、卖腊肉鱼干，大家共克时艰。村民们有时也会自发驾着三轮车，医院和社区工作人员。
村民们常常感激地对我们连连道谢，有些甚至激动得语无伦次。这个时候，我也总会被他们朴实的话弄得想哭。
我们只是普通人，做着普通的工作，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求问心无愧。
2月2日，坐在我办公桌后面的同事出现发烧咳嗽症状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。
我听了心直往下坠。我被分配到社区后，几乎每天晚上，都跟他一起呆在办公室里写报告。
如今他被确诊，我会不会被传染？
我的心里七上八下。遇上事儿，我才发现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会恐惧，会害怕。
我被社区召回，要求在家隔离观察，另外安排其他人接替我的工作。
在这之前，我每天都盼望着不用上班，不用东奔西走，能在家呆着陪陪孩子。可真闲下来，我的心态却崩了。
我将这事跟方程说了，叮嘱他说，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，让他照顾好小宝。
我从来不知道，我也会说出这么矫情伤感的话。可是一想到孩子，眼泪就止不住了。
没想到当天夜里，方程就驾车来到了市区。
看到他那一刻，我的鼻子立即酸了。过往的恩怨都烟消云散，我想抱抱他，却不敢，只能看着他无声地掉泪。
哭完后，我才发现他全身武装，护目镜、口罩、隔离衣，一样不少。
他说，他是过来陪我的，接下来由他负责买菜做饭照顾我，我就当休假了。
我惊愕地看着他。我以为他得知我可能被感染，会离得远远的，再嘲讽我一番。
他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我必须来照顾你啊！万一你有什么事，我又得花钱重新娶老婆，不划算。”
我哑然失笑。
我和方程一人住一个房间。他每天负责打扫卫生、消毒、买菜做饭，把家里打理得整整有条。跟过去那个懒汉相比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我不敢再看关于疫情的新闻，每天按时量体温，吃饭看书。
夜里我睡不着时，就给方程发信息，他会秒回。他还上网搜寻各种搞笑的段子发给我，感觉两人就像回到恋爱时期。
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谐地相处，很久没有这样耐心地听对方说话、关心对方。我们互相反省，这些年来对对方的苛刻和漠视。
有他的陪伴，我暂时忘记了疫情，忘记了我正在隔离。
2月5日，我开始拉肚子，并且出现呕吐症状。
方程打了急救电话，医院后，结果显示只是得了普通肠胃炎，虚惊一场。
医院开了一些药，我又回家继续自我隔离了。
2月17日，我正式结束了隔离期。但上级为了保险起见，给我放假了。
我和方程决定继续呆在市区的家里，等疫情过去，再回老家看孩子。
这场疫情，让我和方程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婚姻，理解对方。也让我意识到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。覆巢之下，没有完卵。在这个困难时期，我们更应该团结合作，共渡难关。